谈球吧体育在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的今天，气候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再免费使用。将气候资源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对加剧气候变化的碳排放进行从量的购买交易，以补偿其对气候资源的消费；反过来，缓解影响气候变化的碳减排量也就具有了经济价值。鉴于气候资源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在地球上任何地区进行碳减排或者碳排放的活动，对气候变化的缓解或加剧的影响也就有了替代性，其所带来的碳减排利益和碳排放责任也因此得到了国际上的一致认同。

　　但上述认同在统计数据上却是体现在生产侧而非消费侧。尽管“使用者付费”原则早已约定俗成，但其前提是在商品生产过程已将投入纳入到了商品价值体系，才能在商品出售后收回所投入的成本。而对于没有纳入到成本体系中的投入，价值补偿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对于气候这种特殊的公共资源而言，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已将其纳入到了经济系统。考虑到发达国家高达80%的对气候资源历史占用事实，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收费，以此补偿所占用的气候资源。而为了将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国家确定了总的排放量并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本土的地区或企业。① 节约下来的排放额度可以出售给排放额度不足的地区或企业。由此形成了碳排放的交易市场。由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减排量具有替代性，因此拥有减排优势资源的机构寻求低成本的减排区域开展减排活动，并将减排量出售以获取经济利益，就成为国际上众多机构竞相采用的一种逐利行为。

　　发展中国家因其较低的历史占比，鉴于公平占用气候资源的国际原则，不应对气候资源的使用进行计费。但由此带来了一个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问题：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时，后者由于在出口产品生产环节未将温室气体排放计入成本，因而无法对气候资源的占用通过出口获利的形式得到补偿，由此产生了进口国向出口国泄露和转移碳排放的事实。这种情况下，气候资源占用的责任指认界限就会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产生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过程中为发达国家补偿气候资源的事实无法得到公认的现象。

　　近年来，伴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能源消耗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些能源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国际贸易而消费的。2008年我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14,286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1,331亿美元，外贸顺差（出口减进口）高达2,955亿美元之巨。如此高的贸易顺差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出口商品生产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生产这些出口产品的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也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并且，即使是进口产品，也并非都是在国内进行了消费，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在了为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上。每年高达2亿吨的石油净进口量、各种技术含量较高且价值不菲的技术装备的国际采购量、高达6亿吨的铁矿石进口量，其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在了生产出口产品的过程中。②这些均导致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跨国流动的不对等性。如果考虑到产业关联因素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问题，我国在贸易环节所付出的碳排放代价无疑是非常之高的；而如果考虑到气候资源的有偿性，我国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气候资源补偿也是巨量的。

　　可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资源占用历史责任认定不同的情况下，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来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成效的国际协定，无疑忽略了巨大的国际商品贸易流所带来的气候影响。本文应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贸易中的出口内涵碳及其波及效果进行了测算。并通过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上述数值变动进行了观测。结果表明，如果碳排放量纳入交易系统的话，那么，我国的很多产业在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远远不能补偿其在生产过程中对气候资源占用所付出的代价。由此说明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补贴他国气候资源的数量是巨大的。

　　了解内涵碳的前提是要对内涵能源做出解释。所谓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从字面上看是商品本身所包含的能源消费，它是由该商品生产过程本身及其所有上游环节在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费的能源总量。每种能源均有较为固定的碳耗系数，据此可以测算出上述所有环节所排放的碳，即内涵碳（Embodied Carbon Emission）。对贸易产品中内涵碳的研究起因，是由于贸易全球化所产生的商品生产、排放与消费等环节在区位上的空间分离，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碳排放的责任问题。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所产生的碳转移和碳泄漏问题，许多学者（Schaeffer，1996[1]，Machado，2001[2]，Xie，2007[3]）的研究指出：发达国家通过离岸制造业和产品进口来满足本国消费需求，从而把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形成了“碳泄漏”（Carbon Leakage）的事实。Ahmad（2003）[4]指出：由于发达国家通常拥有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碳密集产品（Carbon Intensive Production）不利于全球碳减排。Shui和Harriss（2006）[5]对1997年～2003年期间中美贸易的内涵碳问题的研究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果在美国生产的话，会导致美国的碳排放增加3%～6%；而中国因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到了当年总排放量的7%～14%。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Ahmad的观点。Kahrl和Roland-Holst（2009）[6]的研究同样符合上述观点。他们测算了中国出口内涵能源占当年能源总消费：2002年为21%，2004年为27%。考虑到中国能源结构中高达70%的煤炭能源，可以推测如此高比例的出口内涵能源所排放的内涵碳在全部碳排放中的比例，必然会高于内涵能源的比例。可见出口快速增长是驱动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就我国进口产品对他国气候补偿效应的研究方面。李众敏（2006）[7]的研究表明：2004年我国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分别有23%和37%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这实际上相当于能源的再出口。如果考虑内涵能源的线亿吨标煤，而进口却只有1.7亿吨标煤。内涵能源净出口高达2.4亿吨标煤之巨。到了2006年，这一数据跃升为6.3亿吨标煤。[8]

　　所有这些文献都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并且还处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说明生产这些出口产品所产生的内涵碳，如果将其计入气候资源补偿系统进行经济计量的话，我国在贸易环节为其他国家补偿了多少气候资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2009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内涵碳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的气候补偿效应。主要方法如下：首先，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我国24个行业的内涵碳进出口情况，结合2007年的碳市场交易情况，测算出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内涵碳对他国的气候补偿效应。然后，根据2009年公布的数据，计算相对于2007年进出口的贸易变动，通过产业波及效果的测算，考察了贸易变动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总产出的变动，由此估算进出口内涵碳的变动及其波动效果，动态地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变化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在气候补偿效应上的变化。

　　这里：C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内涵碳总量，C=■Ci；M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价值量，该数值为海关统计量；θ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中包含的内涵碳，即碳耗系数。

　　计算碳耗系数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投入产出法”。该法的运用涉及到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前者是i部门直接投入到j部门的价值量 xij占j部门所有投入价值之和Xj的比重，即：aij=xij/Xj；（i，j=1，2，…，n）。所有a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A=

　　完全消耗系数bij是j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i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和全部间接消耗之和。所有b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B和A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根据投入产出表，Xi=■xij，则总产出Xi构成向量X=（X1，X2，…Xn）T；最终使用（除出口）、净出口分别用Ci、NXi表示，C和NX表示对应的向量。向量之间存在如下等式关系：

　　在具体计算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内涵碳时，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了如下处理：

　　（1）应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该年份第二产业下24个行业的内涵碳出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2008年26个行业的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化。由于分行业GDP、分行业能源消费和海关进出口总额的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这就涉及到分类归并的问题。本文尽量多地进行了归并，只有不能明确归属的商品在归并时予以舍弃，不予考察。虽然考察的行业没有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产业，但对问题的解释度不受影响。

　　（2）计算2007年各行业内涵碳排放总量时，利用该年总能源消费构成比例计算各自消费量，然后依据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计算碳排放总量。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年。

　　（3）估算2007年各行业贸易利润时，利用了我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完全一致，在归纳合并行业时，利润率取其平均值。计算数据将不可避免存在误差。

　　（4）估算2007年行业出口贸易中的内涵碳排放对气候资源消费的计价方式，分保守值和上限值予以分别计算。保守值以发改委对我国CDM项目的指导价8euro/tCO2e计算；上限值根据2007年欧洲期货市场的碳价格平均值17euro/tCO2e计算。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汇率均值：10.417。

　　（5）以2007年为基期，计算了2008年的净出口变动引起的总产出的变动。考虑到技术消耗系数在短期内的不变性，因此2008年的投入产出表利用2007年的技术系数测算而得。

　　（6）由于存在行业分类合并和数据可获得性的问题，在表3的计算过程中，本文考虑了17个行业的出口贸易变动，其余行业变动值取0。并运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这17个行业对所有行业内涵碳变动的波及效果。本文选取了26个行业的内涵碳变动予以考察。

　　（7）在计算出口内涵碳的波及效果时，涉及到出口、进口两方面。我国进口内涵碳理论上应使用相应出口国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相较于发达国家，碳排放系数较高。但是本文在处理进口内涵碳时仍旧使用中国自身的碳排放系数：一方面，所有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家的碳排放系数的可得性缺乏；另一方面，若从“进口替代”的角度考虑，可以将其视为我国从国外进口相应产品为我国节约的内涵碳的消耗，从这一角度考虑，计算进口内涵碳时使用我国的碳排放系数具有合理性。

　　（8）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均以美元计，在换算为人民币时，本文采用了2007年和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分别取值为：7.521,5和6.945,1。

　　表2反映的是我国24个行业2007年的内涵碳出口情况，将各行业的年贸易利润额与各自出口的内涵碳所消费的气候资源在碳市场上两种价格进行比较，以便更深入更合理地探讨我国在贸易中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效应。

　　出口内涵碳一栏反映了我国2007年国际贸易中各行业出口的内涵碳总量。正值表示该行业在国际贸易中无偿为进口国消费者所承担的碳排放量，也就是该行业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量。

　　由表2可观察到，从绝对值上看，24个行业中有7个行业出口的内涵碳高达亿吨以上，这证实了我国为国外消费者承担了巨大的碳排放的事实。这7个行业出口的内涵碳从高到低依次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大多都是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处于国民经济所有产业链的上游环节。

　　年贸易出口利润达百亿元以上的行业有14个。其中有5个是以出口亿吨级以上的内涵碳为代价，另有8个行业的出口内涵碳也在千万吨级以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2个行业内涵碳出口量巨大，但利润却只有几亿元，反差强烈。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2个行业尽管不存在直接的国际贸易，但这并不妨碍这2个行业的内涵碳的出口。

　　将气候资源纳入经济系统，使碳减排具有了相应的经济价值。在考虑我国对外贸易时，就应将实际贸易利润与内涵碳排放的经济代价进行比较，以权衡我国出口贸易中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效应。在表2中，内涵碳出口在碳市场上的气候资源代价分为两栏，第一栏是以发改委对我国CDM项目的指导价最低限8euro/tCO2e计算，可将此计算结果定为保守值；第二栏则根据2007年欧洲碳市场上期货均价17euro/tCO2e计算，将此计算结果定为上限值。

　　观察表2可以发现，在所有24个行业中，我国出口贸易中对他国的气候补偿效应，其保守值超过年贸易利润的行业就有13个：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等。注意到像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化学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的行业，若碳市场上的碳价走势乐观，这些行业贸易的气候补偿效应就会变得非常之大。

　　以上研究的是2007年内涵碳出口情况，属于静态分析。表3则采用2009年的统计数据，将2007年和2008年结合起来，运用投入产出法考察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及该变动对其他行业的波及效果，属于动态分析。表3反映了17个行业的净出口贸易额变动所引起的26个行业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情况，其余9个行业限于数据的不可得性，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一栏取值为0。

　　表3中，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一栏，正值表示2008年该行业的净出口贸易额比2007年有所增加，负值即相反；净出口变动对总产出的波及效果是指该行业净出口贸易变动对其所有关联行业的总产出变动影响。由此，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不仅带来了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且通过影响国民经济总产出影响了总的碳排放量的变动，这也就是净出口内涵碳的产业波及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8年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年平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比起2007年的汇率变动幅度较大，但贸易额变动是以人民币为单位计，所以数据所反映出来的结果中存在汇率变动因素不可避免。

　　由表3可以看出，此处所考察的17个行业中，净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动是增加的，2008年与2007年相比，贸易顺差共增加了1,095.84亿元。这与我国近年来国际贸易额和顺差额持续大幅增加相一致。17个行业的净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所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中的26个行业的总产出变动以约10倍的数额增加，总的增加值为10,282.32亿元。相应地，2008年，这26个行业的净出口内涵碳也比2007年增加了16,759.13万吨。这部分增加的碳排放，如果考虑气候资源补偿效应的线e计算，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的气候补偿价值高达13.4亿欧元；而以2008年碳价值的期货市场均价来算，气候补偿增加了28.5亿欧元。

　　可见，我国净出口内涵碳和内涵碳的变动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气候资源补偿效应非常可观的。从绝对值上看，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净出口内涵碳的波及效果最大，成为惟一上亿吨的行业，该行业也是表2中所反映的出口内涵碳最多的行业。其次，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纺织业等都是净出口贸易其他行业的碳排放量的波及效果显著的行业，内涵碳的增加速度非常大，而这些行业均是高耗能行业。

　　从上述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出，无论是对静态出口内涵碳总量考察，还是对总量的动态变动情况考察，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在出口中所获得的利益，与其为进口国所节约的气候资源占用额相比，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价格测算，都远远小于对气候资源的消费总量。从总体上看，2007年，按照保守值测算的结果，总体上我国出口的内涵碳对进口我国产品国家的气候资源的补偿额是出口获利的近2倍；而如果以当年碳市场均价来测算的线倍以上。如果对气候资源进行计价的话，进口我国产品的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或泄漏的碳，其价值超过了我国出口产品获利的数倍。说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远不足以补偿该出口产品在生产环节对气候资源的

　　就2008年的净出口变动状况来看，2008年比上年净出口增加了1,096亿元，增加值非常可观，但如果考虑到由于增加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而增加的投入所产生的对其它产业的波及效果的话，那么，该数值是净出口增加值的10倍以上。波及效果较大的产业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往往是一些原材料工业和基础产业，这些产业不仅产业链长而产生的波及效果大，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业的投入也较多地来源于进口。高达50%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和60%的铁矿石依存度，可以对此做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而如果对进口我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并用于本国碳减排的话，我国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碳补偿效应还会进一步加剧。

　　[7] 李众敏， 何帆. 中国能源进口与再出口分析 [R].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http：//old.省略web/20060929/

　　[8] 陈 迎， 潘家华， 谢来辉. 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8，43（7）： 11-25.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曾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中论述道：“公司不单单作为一种生产工具而出现，它更应该起到管理作用”。管理功能与公司内涵之间到底应该有哪些契合点?笔者将公司内涵定义为资本化合同中不完全要素的实行过程。财务会计与公司内涵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融合点呢?依据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资本保全理念，本文将围绕这一理念来探究公司内涵，企业管理与财务会计这三部分能否融合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蓝图是本文的核心问题。

　　公司中不同资源的利用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的互换过程，这就形成了公司合同中的原始合同，原始合同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追求投资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由于原始合同的不完备性特征，依据社会经济学中的阿宏--博尔顿模型，如果由于投资过程中的复杂性而是初始合同的相关约定无法明确，那么公司的管控作用就可以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即根据不同的状况，将公司的管理层控制，投资者控制，或相机控制有效地结合。但是，具有管控权并不代表真正能达到管控效果，所以就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障。简而言之，在公司的原始合同中，安排一种制度来保障原始合约中不同资源配置的合理配置是非常有必要实施的，而这种制度的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管理。因此，公司的内涵简而言之就是保障企业内部不同的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而公司内涵又是管理企业的理论基石，是探究如何更好地管理企业的方式的逻辑出发点。企业管理可以总结为投资者和与这一复杂的利益链相关联的人的一种政策上规范化的安排。最中心目标为实现公司资源配置的管理权。围绕这一管理权的实现，学术届提出了“股东至上”和“管理权力配置多元化”这两种概念。很久以来，国际上大多追捧“股东至上”的理念。但面对时间推移，这种主导思想也经不起学术界的推敲和质疑：(1)前人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在执行管理职能过程中存在着不完备的问题。然而这种学术理念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的公司管理模式，即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委托—关系。(2)新修订的经济法将赋予了股东大会更多的权力，包括选举或者更换董事成员的权力，即使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只是附属于股东大会的具有责任性的机构。虽然这个模型的建立完善了股东大会权力和职责，也明确了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中，股东大会呈现出“走过场”的现象。(3)缺乏对于监视部门起保障作用的措施设立，从而使监视会的行为越发消极，因此其价值形如空设。

　　美国企业也将从“股东至上”逐渐向“董事中心”转控，这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将是企业大量的重视人力资源，企业的管理早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完全掌控权，更多的体现为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平等合约的调节关系。即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相互融合来共享企业的经营所有权。因为公司的管控全也不再集中地分布在单一资源的所有者手上，而是分布于不同资源的所有者之间，即人力资源所有者和资金所投资者时间，两种分配的系数待定，是经济学中一种博弈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公司本质的认识也将越加的深入，企业也将以动态的管理模式来治理集团公司，治理动态的发展就是属于资金范围，从公司的这种管理模式中发生裂变，也是新时期对资本观念的深化。从社会学来看。对企业利益链当中的相关人而言就更加关注公司社会资本的利用水平。合约的中心内容便是确保投入资产形式的体现的要素功效保全，与之俱来的是以企业所有者权益为中心构建公司财务会计知识的理论框架体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基本主义”内涵。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科斯曾经提到过：“财务会计是企业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这句话蕴含着很深的公司内涵问题：不同资源对所有权与财务会计演进的动力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研究公司内涵与财务会计的核思想就是发掘财务会计发展的动力源泉以及其中的内在规律。而若要发掘其内在规律，必须从公司内涵的角度来分析财务会计本身所存在的学术性基础问题。

　　费孝通先生站在了给社会带来的效益的角度将公司描述成由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四个不同的资源要素的不完备契约组合。这是对公司内涵的宏观性描述。实际上，公司不同发展阶段将会对应着公司不同的特性，也决定着不同的资源在企业组合中所存在的地位，并借助财务会计的传播功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内涵与财务会计有着本不离质的密切关系。

　　从深层剖析，财务会计衍生于资金所有权，是资金标价分工和专业化的成果。在资本市场上资源拥有这将通过财务会计的方式把公司资产体现于账本之中。这种约定对公司财务以及资金计量方式形成了初始合约。公司合同的出现也使社会资本是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并予以标价，同时也出现了专款专用用来投资。显然，以外在物质形态出现的生产要素是这种契约组合的最初体现，若仍未落实物质与价值形态的可借助资本市场的拆分。其资源的拥有者将会变成物质资金的投入者，来获取公司的实际掌控权。很明显，在这种控制理论下，对资金定价及考评的要求衍生了按照资金资源拥有者的意思确定并计量属性传达的财务会计消息，归属于单方面私有契约属性。但是，现阶段企业最重要的丰收就是人力资源的特征和功能不断地挖掘着，找到了创造公司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当代的公司资源契约中，财力资源已经表现的越来越消极了，并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虚拟化，被动化。而公司发展的潜力主要还是依靠于人才的推动，因此，不应该把人力资源结合到企业剩余的关系简简单单用激励来解答，更应该是让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取得公司所有权。与之俱来的是，人力资源所有者的确定必然有利于扩展企业权益的范围，而以前针对资金所有者的会计体系也遭到了挑战和质疑。并随着公司的发展而逐步的发展着，资金所有者关于公司的掌控权也出现着分化和裂变谈球吧体育，社会会计就是公司财务资本内涵的一个特例所指。因此，随着对公司内涵的深入了解，不同的公司会体现出不一样的政策安排，而安排的核心目的是确认哪种资源在契约组合中占主导地位。从最初的简单的货币资源所有者为主导的公司掌控权集中制度逐步分散给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资源、人脉资源的所有者，并形成了较为复杂的不完备合约，单独的核心资本在公司中不好分辨，因为不同资源的所有者在企业中逐步建立了所有权共享制度，然而，精确确认与计量企业剩余以及在各个资源所有者配置之间需要一个计量方式或者计量部门，这无疑就应该是财务会计部门所擅长的。

　　站在在企业管理的不同视野上认知，财务会计领域也从学科的角度探究其内涵，并希望完成企业管理和财务会计之间相互发展互助性，这种互助性来源于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柯林斯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传统，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来解释。在该理论中，柯林斯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传统，系统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渊源、构成要素、运转机制及其应用。通过互动仪式链模型，作者把微观分析扩展到了宏观层次，从而对社会分层、社会运动与思潮、社会冲突、思想发展及知识分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作者强调的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理论倾向，为许多社会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因此，该理论被认为是寻求财务会计与公司管理契合点新发展的重要成果。目前主要的研究范围可以总结如下：(1)不同的企业管理结构中的财务监管问题;(2)企业管理框架下的财务管理导向问题;(3)互动仪式链中相关利益者的财务监管体制探究;(4)企业财务会计管理研究;(5)企业管理框架下与财务信息的质量型相结合的探究分析;(6)企业管理与财务信息造假的剖析，等等问题。很明显，当代对企业管理与财务管理的契合点剖析的理念是：对企业管理模式的普通型叙述，引入闭着的管理理念，寻求财务会计与管理理念的契合点，从外在上进行融合，引出结论。

　　剖析企业管理与财务会计的契合点还可以利用自愿性披露公司会计信息的原则，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源已经成为能否竞争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自愿性披露信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企业拥有较好的声誉，就意味着能引来许多投资商投资。因此，为了赢得良好的声誉，企业应该提高其财务报表的质量，自愿性的披露外界所关心的信息，来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顾虑，提高企业的价值。企业自愿披露会计信息同时也是为了引起投资者对企业的兴趣。当宏观经济整体萧条时，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通过自愿性披露企业信息，报告其良好的业绩，以便长期保持市场对其的信任度。中等的企业也会通过做出优秀的财务报表来显示自身的竞争优势。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也会自愿性披露其经营成果，期望引起投资者的注意，来增强企业对其未来成长情况的信心。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由此看来，企业管理与操作与财务会计理论密切相关，因为自愿性披露体现出不同资源所有者相互制约的财务会计职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模型理论的实现程度，简而言之，持久性经营的良性发展依赖于财务会计的披露。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管理可以被看做是为了公司持久性经营而贯彻信息披露的一种政策性安排。

　　笔者以实证性研究分析了公司内涵与企业管理、公司内涵与财务会计以及企业管理与财务会计间的逻辑契合点，那么，公司内涵、企业管理和财务会计三者之间的契合点又如何呢?笔者认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资本保全观念将这三大板块融为一个完备的理论构架中，这一理论构架可以描述如下：

　　1. 资本的价值要借助企业的不断运作和发展才能实现其增值保值的过程，然而对于当代公司内涵的了解也从过去货币资源的发展到现在资本观念的进步过程，简单的财力、人力二分法在内涵上有着缺陷，然而货币资源、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资源、人脉资源的分权掌控则是解决企业现有问题不足的根本。资本演进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为现如今的货币资源、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资源、人脉资源，它们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内涵和范畴，然而对于公司这一不完备的契约组合来说，它们四者对企业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核心作用，并且相互间存在着依存性，具体表现在货币资源和人脉资源的帕累托斯最优化，人脉资源和动力资源以及企业家才能的内联性，即社会人脉资源是动力资源和企业家才能的基础，而动力资源和企业家才能又是人脉资源创造条件的前提。

　　2. 基于资本的内涵是套期保值，因此，现代许多商家的最终目的就是使自己的投资资本的在保值的基础上利益最大化，而这正是建立在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博弈行为，根据社会经济学弈的最终结汇会表现为企业管理的政策性安排和实施。换而言之，企业管理本身就是不同资源所有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具体机制，因此寻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目标。基于不同的公司对资源概念看法上的差异性而导致了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发生，即“股东至上”理念与“管理掌控权多元化”的理念，费孝通先生的资本保全内涵也恰恰衍生在传统保全思想和现代保全思想之间，而传统保全思想和现代保全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平衡发展的，这也是企业掌控权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局，以不同资源为核心的企业必然有着对应的价值保全理念。

　　3. 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陈奕玮同学以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来剖析会计发展对企业的影响。他认为经济法的改革与变迁对财务会计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其从外在逐渐的内化到企业的发展，使财务会计理论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因而，公司财务会计模式的变迁很大程度得益于资本价值保全理论的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资源与会计模式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对应关系，因为，企业资本和资源保值的观念的选择的重要核心就是企业的会计模式。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的观点，以上三方面观点把公司内涵、企业管理和财务会计三个不同的概念融为了一个理论构架当中。但不可忽略掉的是，财务会计、企业管理和公司内涵还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影响，这恰恰符合了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模型。笔者还根据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资本保全理念来分析，财务会计在资本保全落实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与核心资源不匹配的财会模式不利于保值基础上利益最优的实现。而在实际操作中，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剖析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展现为内部要素掌控政策的制定和安排的纲领性原则。

　　在探讨退耕还林工程绩效审计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经济性、效率些、效果性三个方面入手，建立退耕还林工程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在1999年后开始了退耕还林工程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的生态工程建设，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正式启动。范围涉及25f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的2279个县（市、区、旗、团、场），3252.8万农户、12463.6万农民，2000—2006年国家累计投入工程建设资金1300.1亿元，使占国土总面积82%的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2个多百分点。虽然退耕还林工程取得了有效发展，但从近年来审计署、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对退耕还林工程资金的审计、稽查、检查和行业内部开展的稽查情况来看也暴露出违规截留、滞留、抵扣工程资金等问题。如何能客观、准确反映林业工程运行情况和实施效果；如何确保林业重点工程资金使用的效率性、管理的效益性；如何评价工程最终产生的效果和工程所带来的生态影响，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退耕还林工程进行绩效审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绩效审计源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和国家公共资源稀缺的矛盾。目前被普遍认可的绩效审计概念，即对公共部门管理资源的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的评价与监督，即通常讲的“3E。

　　以现有绩效审计概念为基础，客观剖析退耕还林工程特点和规律，综合把握退耕还林绩效审计的实质，退耕还林绩效审计的概念可表述为：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按照退耕还林建设的政策性目标，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经济活动进行检查，综合考虑工程投资的多重目标来分析评价其是否合乎经济性、效率性及效果性，并对投资管理主体公共管理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以促进其改善经营管理活动，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保障退耕还林工程的顺利建设，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和谐发展的全程监督和评价活动。

　　绩效审计的发展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且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目前还没有一套业界公认的、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在西方国家和地区，绩效审计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己经是常见的审计术语，公共工程绩效审计开展也比较早。现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的绩效审计理论相对成熟，为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我国绩效审计开展较晚，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个别领域进行了绩效审计的实践活动，对绩效审计目标、内容、程序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绩效审计工作也取得了初步的进展。本文在借鉴美英澳三国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经验和我国绩效审计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退耕还林工程绩效审计的计量内容，试图构建退耕还林工程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框架，满足评价退耕还林工程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目标要求。

　　退耕还林工程是林业六大工程建设之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资金投入，是公共资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工程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的建立近年来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且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是以审计目标为导向，分别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三个方面构建政府公共工程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结构；二是针对不同公共工程绩效审计阶段，结合工程绩效审计所涉及的内容，构建了构建政府公共工程绩效审计指标评价体系。相对典型的详见表1。本文主要参照以审计目标为导向，分别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三个方面进行构建的指标体系。

　　国内现有退耕还林工程效益评价工作开展得较晚，区域性效益监测与评价有一定进展。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针对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所进行的效益监测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基本上都是从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效益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切入的，相对典型的详见表3。即使偶尔有所不同，但其本质还是未脱离三大效益的研究范畴，比如支玲和张卉的研究。本文主要参照以审计效果为依托，分别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个方面进行构建的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基础，在对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评价的理论基础、原理和方法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以退耕还林工程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目标为导向，构建退耕还林工程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共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如表3所示），力求使其既适用于对中国退耕还林工程绩效审计的全面评价，又能与国内外评价方法有可比性。

　　“经济性”主要用来评价投入要素的绩效，通常是通过实际投入水平与工程规划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比较的目的就是通过经济性指标分析为完成既定质量和数量的退耕还林程，财政的投入旱否最低。投入要素的绩效主要反映在林业工程的资金筹集方面，因而，评价指标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2）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占全部预算资金的比率，评价筹集资金的落实情况。

　　主要用来衡量筹资渠道的多样性。退耕还林工程主要依赖国家财政资金投入，除此之外，是否有其他资金来源，其他来源占投资总额的比例是否恰当。

　　效率性评价指标用来评价退耕还林工程的产出要素结果。通常是通过计量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来评价工程的效率性。产出要素的绩效反映了工程资金的使用情况，因而，对其评价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该指标主要反映退耕还林工程的资金在划转过程中是否存在被挤占、挪用等违纪问题，能直观、清晰的反映退耕还林工程从批复到实施的资金的使用情况。该指标的具体公式是：

　　审计判断标准：资金利用率以1为标准，小于1说明资金使用可能存在资金被挤占或挪用等问题，反之，则为正常。

　　评价退耕还林工程项目是否完成实际的工作量。由两个指标构成，即实际完成造林面积占造林面积比率和实际完成造林面积与规划造林面积比率。

　　该指标是衡量退耕还林工程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主要包括工程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效果。

　　（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其内涵是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根据联合国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宽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富。

　　（2）农村贫困发生率：其内涵是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是反映小康社会建设进展状况及社会扶贫情况的重要指标；在我国，贫困主要是指生存资料相对不足，也即绝对意义上的贫困。随着退耕还林工程持续开展，贫困村面貌有了较大改善，经济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3）人均耕地面积：其内涵是报告期区域耕地总面积占报告期区域总人口的比重，是反映区域土地资源配置及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

　　（1）补助粮、款对农民收入贡献率：其内涵是退耕还林工程补助占地区农民收入的比重，反映退耕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及对退耕补助的依赖程度。在工程进行成果巩固、结构调整阶段，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是当前面临的一大课题，退耕还林工程要达到成果巩固，得到农户的积极响应，就必须保证农民的实际经济收入的稳步提高。

　　（2）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其内涵是报告期第一产业产值占报告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经济发展结构及经济发展均衡情况。按照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来看，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美元，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份额将下降至21.18%-18.60%。

　　（3）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其内涵是报告期第三产业产值占报告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经济发展结构、社会就业结构及经济发达程度。按照世界银行对世界发展研究中表明，我国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应保持在50.00%。

　　（1）森林覆盖率：是反映森林资源总量以及评价生态环境好坏的一个指标。森林覆被率越高，其生态效益越强。一定水平的森林覆盖率可以改变生态环境，可以起到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等生态效益。

　　（2）陡坡耕地面积减少率：内涵是报告期陡坡耕地面积相比基期陡坡耕地面积增减变化情况，反映对水土流失治理的影响，即陡坡耕地面积减少则反映局部地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退耕还林工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和开放的系统工程，评价指标的构建既要注重理论上的先进和科学性，也要注重实务中的可操作性。本文仅仅是对退耕还林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了粗浅的研究和探索，在各具体地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实施程中尚需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以求科学完善。

　　[2]王芳.政府公共工程绩效审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3

　　[3]张竹林.公共工程投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初探[J].商业会计，2006，8：1517

　　[4]任秋月.公共工程绩效审计评价指标[J].技术与市场，2011，18（05）：177179

　　[5]杨艳艳.政府公共工程投资绩效审计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0

　　[7]姚清亮.河北省退耕还林工程效益评价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09

　　[8]支玲，杨明，王焕良，田治威，卿向阳.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西部为例[J].林业经济，2009（05）：119120

　　[9]张卉.中国西部地区退拼还林政策绩效评价与制度创新[D].中央名族大学，2009

　　[10]尹少华，朱玉雯，尹峰.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湖南省案例[J].林业经济，2008（05）：25157

　　[11]钟石强.广西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林业调查规划，2004，5（29）：119120

　　杜丽（1984-），女，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林业审计经济。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据萨缪尔森分析：“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谈球吧体育。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谈球吧体育，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因此，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用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正确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强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内涵式增长扩大规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真正实现和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全面、稳定、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人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经济运行中，科研投人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既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也具有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外在压力。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能够更敏锐地觉察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决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只有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和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企业才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提取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经常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截至5月9日，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仅为11.06倍，低于全市场整体水平。A股的估值中枢明显下移，中国股市的市盈率正逐步向成熟市场的低市盈率水平靠拢。在300指数现今的估值水平下，如何来判断它的投资价值？为此记者采访了华泰柏瑞基金专户投资经理杨景涵。

　　杨景涵说，简单的结论就是此时的市盈率基本上是在底部了，但是这个底部与其他时候的底部不同。2008年的底部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没有经过太久的波折，2005年底部筑成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这两个时点之间是4年的大牛市。虽然眼下的底部时间比较长，但不影响对底部的基本判断。

　　股市迟迟走不出底部的原因在于，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是，在经济模式转型的时候，方方面面都需要时间去协调，固有的盈利模式要被打破，新模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这时的价值投资就是要看企业的成长性，话说起来仿佛是悖论，价值投资和成长性往往是相对立的，其实不然。价值投资时时刻刻都是在衡量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决定企业内在价值的，长远来看就是企业的成长性。

　　“回到沪深300的市盈率，成分股确实有好多目前正处于低估的状态。虽然它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维持前5年的成长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一部分企业在行业里的垄断地位一时间无法被取代，依然有着优秀的管理层，依然有着比同行业的其他公司更为优质的成长性，我们以此就会计算这家企业到底值多少钱，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11倍左右的市盈率确实是被低估的。所以，市盈率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杨景涵介绍。

　　近日成为财经热点的T+0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对以量化和对冲为特色的各类投资产品将带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该产品5月28日起在上交所上市以后，T+0、期现套利、一二级市场套利等各类交易策略都可以开始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