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球吧体育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魄力对全球资本打开。开通债券通、扩大沪港通和深港通额度；全球三大指数将A股纳入且因子逐步提升；QFII制度在运行了17年之后限额取消

　　当限制的藩篱一道道拆除，国际资本自由驶入中国资本市场，海外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A股的新生力。沪深港通开通以来，外资净流入资金超过万亿，外资持股市值已经快速追赶公募、险资，趋近三足鼎立之势。在外资、公募、私募、险资等诸多机构投资者的影响之下，A股的投资生态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更加完善、投资者的利益更加被重视、更为关键，聪明的长钱带来的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投资者。同时，中国监管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随着注册制的推广，新证券法落地，中国正一步步接轨国际成熟市场。

　　经济观察报 记者郑一真“华尔街的担心是非常清楚可见的。”在谈及中美之间每一次的风吹草动都剧烈地撩拨市场的神经、大洋彼岸的金融机构如何抉择之时，刘利刚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华尔街和全球500强企业都对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外政策比较担心。

　　当投资和出口未来不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刘利刚对内需消费的潜力充满乐观。他以多组数据来佐证谈球吧体育，中国民间消费占 GDP比重（41%-42%）比和西方相差20%-30%，农民从政府租的三块地产权如果比较明晰将释放20万亿美元的财富效应，运用创新金融工具也将释放城市居民锁定在房地产中的增值资产。

　　经济观察报：金融领域，金山云、理想汽车、贝壳找房等依然选择赴美上市，美国金融机构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也在进一步增持合资券商的股份。中美之间的脱钩体现在哪？

　　刘利刚：一些方面脱钩在进行。即使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签了，但贸易摩擦还在继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在19.3%，在2018年6月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只有3.8%。在现在很高的关税下，会进一步引起一些产业链的布局的变化。如果产品是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会考虑把生产线移出中国，比如包括美资、韩资、日资，甚至中国的企业如以美国市场为主，会考虑把生产线迁到越南或者其它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所以中美在第二、第三阶段很难达成贸易协议的话，产业链的移出也会继续。

　　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的现象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他代表了西方的民意，现在民意认为过去二三十年全球化的速度过快，使得西方中下层劳工的利益受损很大。美国民粹主义上升，逆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在发生。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之后，不仅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在考虑产业链的重建，日本甚至已有政策促使他们的企业回流。去全球化的趋势将继续下去。

　　经济观察报：美国在科技行业对中国企业的钳制越来越厉害，美国芯片的禁令，会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带来多大的冲击？有没有突围的路径？

　　刘利刚：现在要考虑的是，对华为的这一套制裁会不会延续到对其他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其他主要一些的芯片生产国只要用到美国生产的设备和软件，都要向美国报批，才能向华为这样的企业出口。这个风险是否在大选后持续也有待观察。

　　中长期中国是不是能够具备高端芯片的生产能力，有一个追赶的过程。现在如果看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市场需求、资本支持、企业创新和人才，我认为中国现在都是具备。中国的市场是最大的，包括苹果20%多的市场份额也是来自中国；资金方面也不担心，中国是一个资本严重过剩的国家，我们的储蓄率超过40%左右，全球最高，中国还有3.1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开通了科创板，可以用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纳斯达克，将来会培植非常多的独角兽企业。人才方面，也不应该妄自菲薄，中国每年大概800万的大学毕业生里，和理工科相关的毕业人数远远大于美国、印度。今后如何把这三个要素很好有效地组合，应可促进芯片业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美国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是会带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华尔街对特朗普发动的这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态度？

　　刘利刚：中美的所有冲突点，其实对华尔街的利益都是非常负面的。如美国对中国香港的中资金融机构的制裁，也将会影响美资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中概股从美退市，将减少美资投资银行的利润，科技上制裁，禁售和加速脱钩会影响美国高科技企业，特别是芯片制造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会影响华尔街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利润，因为做贸易也需要融资，需要对冲汇率的风险，银行的业务也会受影响。如果我们看到下一步冲突加剧的话，全球的股市和债市都会出现巨大的震荡。

　　经济观察报：最近对于“经济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促进发展的新格局”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在逆全球化趋势之下，出口乏力，提振内需成为必然，但是从这两个月的数据看到，消费依然乏力，如何实现经济内循环？

　　刘利刚：内需的动力还是看怎么刺激消费。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依靠外需来驱动增长了。投资方面，虽然需求还比较大，但是投资的边际贡献对GDP是逐渐减弱。基础设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今后传统基建就是地铁、高铁，城镇化相关的投资。唯一可以多做的就是在新基建方面和5G相关的，比如数据库、云计算、区块链、智慧城市等。用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统计的话，它占中国整个投资的总量不超过20%，所以今后也很难靠基建来拉动经济。

　　房地产的黄金时段已经过了，房地产投资很难回到以前双位数的增长，今年花旗的预测是5.6%，这样的一个数字对房地产投资增长来说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央行和银监会给房地产开发商设立了很多红线，今后的房地产开放商也很难用一种高杠杆的方式快速发展。从投资、政策和需求来看，都表明房地产投资今后会是一个逐渐缓慢下降的过程。

　　中国消费方面潜力非常大。我们现在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离西方60%-70%的差距非常大。如何释放出来呢？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不是在社保体系的重建方面加大力度，使中国老百姓的预期储蓄动机降低。现在储蓄率这么高，是因为大家想着存钱为小孩将来上学、为自己的医疗和将来的养老准备，如果通过重建中国的社保机制把教育的成本降下来，大家不用买学区房了，把养老制度建设好，医疗、保险加大它的深度和覆盖人群，老百姓的储蓄自然就少了。在内循环政策出台之前，这些政策也在讲，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较快的和有效的执行。

　　第三，怎么使现在农村和城市居民的财富效应释放出来？中国房地产总估值大概32万亿美元，5到10年前就买房的人现在按揭贷款已经非常少了，他们有很多的正资产。把这部分非常大的正资产拿出来一部分提前消费，需要金融创新的帮助。比如美国有房屋净值贷款（homeequityloan），可以从房价上涨带来的增值资产中，拿出来一部分提前消费。如果中国的银行业有类似的产品出现的话，这些有效金融创新确实可以刺激中国城市的消费，带来很大的财富溢出效应。

　　另外，在农村地区，农民从政府租的三块地宅基地、农地、集体建筑用地，如果产权比较明晰，会给每个农户带来非常大的财富效应。我们用一个影子价格做过测算，就是三块地的全国平均价格来算，大概有20万亿美元的财富效应。如果把租赁的土地确权，每一块地都有一个产权证，这些产权证就可以拿到银行抵押，这样一来，中国农村的消费潜力的释放也是非常大的。

　　经济观察报：这些政策听来很有创意，但执行起来可能又不是那么简单。比如，会不会推高房价？这也是管理层比较担心的。

　　刘利刚：如果有更多的农村建筑用地入市的话，会提高土地的供给，这样地价可能会下降，其实对抑制房价是有好处的。另外，农民的宅基地如果能出租的话，让城市的居民长期租赁，其实也是一个加大供应的政策。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居民用地比较少，工业用地比较多，所以土地价格越拍越贵，房地产价格就越难降下来。

　　刘利刚：海外机构投资人现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基本上没有限制了，他们可以非常便利地投资中国的股市和债市。一方面，外资比较担心的是今后政策监管问题，会不会突然收紧，造成外资机构汇兑方面的损失。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开放比较谨慎，以我们监管能力为基础的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审慎手段会持续下去。外资首选还是投资到没有资本管制的一些市场。既然资本账户开放比较慎重，其它政策方面今后是不是可以更加透明，更加可预测，这也会减少外资机构投资人对投资中国市场的一些担忧。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3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是全球第一。海外机构投资人在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却远远低于中国GDP在全球的地位。海外投资人在中国债市规模只有2%左右，股市的量更小一些。花旗做过一个研究，如果海外机构投资人在我们的银行，股市，债市有5%的份额的话，今后五年中国可能会有44万亿美元的组合资本的流入。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了海外投资人在逐渐增配人民币资产，但是和人民币资产的潜力相比还相差巨大，今后人民币资产也会受到海外机构投资人的青睐。

　　经济观察报：外资认为中国的股市未来能够持续给他们带来超额收益吗？如何理解市场的短期波动？您认为未来A股的投资主线和逻辑是什么？

　　刘利刚：当然会，这也可以跟中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一起看。中国A股今后怎样走向更加成熟的股票市场，也就是怎么做到像美国、中国香港和其它一些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那样成为价值投资的市场，同时降低波动与风险。波动减少除了和可预测的宏观，产业和监管政策有关，同时政府也要积极鼓励形成一个以机构投资人为主的投资主体。一般机构投资人会对企业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对估值有非常仔细的评估，才做投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要立竿见影的收益，他们会有一个持有期限的考虑。海外机构投资人参与可以帮助培育中国的资本市场。另外中国资本市场的自身改革也很重要，这要和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保险业的改革、理财的改革放在一起看。这些改革到位的话，会使中国的股市有很大规模的长期资本进入股市。当然这些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