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球吧体育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6期，责编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纵观世界文学史，移民文学自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分量。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安德斯·奥尔森在2017年《南方周末》的访谈里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背井离乡和大规模迁移的时代，从这种异乡人经验出发，一步步地在全世界形成了一种丰富的文学。我们无法否认这个趋势，在二十世纪它由乔伊斯、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庞德开启，而后一直扩大，如今遍及全球。”

　　从最初的康拉德、乔伊斯、米兰·昆德拉到英国文坛的“移民三杰”——萨尔曼·拉什迪、奈保尔、石黑一雄，到纳博科夫、库切，再到新一代的裘帕·拉希莉、扬·马特尔、朱诺·迪亚斯，优秀的移民作家可以说比比皆是。而诺贝尔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龚古尔奖等二十年来获奖者中有很大比例也是移民作家。

　　对于如何定义移民作家，大家一直众说纷纭，为避免生硬地去定义移民作家，这篇小文的行文策略是把有移民经历的作家做一下简单分类，类别划分的主要因素是写作的语言。当然，小说的题材、类型、气质，甚至作家居住地等也可以作为划分标准。但是语言是文学的根基，是底色，是最坚实的土壤，也决定了受众的对象，用来作为作家划分的因子应该说是最合理的。作家何袜皮在2019年第1期《花城关注》“新海外华语文学”小辑访谈中也提到“不能以作者创作时身处的地理位置来判断其属于哪一地的文学。或许作者的国籍也不是那么重要。……严歌苓是用中文写作，写的大多数是中国社会的故事，也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那么她的作品和成就应该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第一类是在新的移民国家用不同于母语的语言写作谈球吧体育。这类作家有代表性的包括康拉德、纳博科夫、布罗茨基、安·兰德、哈金、李翊云等。为了叙述方便，可以给这类作家命名为一代移民英文作家。

　　第二类是在新的移民国家继续用不同于移民国家语言的母语（2A）或者是母语在内的双语写作（2B）。2A代表作家包括艾萨克·辛格、米兰·昆德拉、乔伊斯。2B代表作家包括多田和叶子、贝克特、阿提克·拉希米、乔纳森·利特尔。同样为了叙述的缘故，可以把2A作家命名为一代移民母语作家，把2B作家命名为双语作家。另外，在一代移民作家里，有不少是流亡作家，包括一代移民英文作家里的布罗茨基和一代移民母语作家里的米兰·昆德拉。

　　第三类是在新的移民国家用和移民国家相同的语言写作。这一类作家又可以细分为殖民地作家（3A）、二代移民作家（3B）。3A代表作家包括奈保尔、拉什迪、库切、马龙·詹姆斯等。这些作家都是成年后移民到英美等地，但实际上他们在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就早已熟练掌握英语或者移民国家通用语言。3B作家指的是幼年移民或者是出生在移民国的二代移民，写作语言其实是他们的母语，一般认为14岁之前移民，语言就可以说得和本地人一样熟练。这类作家包括石黑一雄、迈克尔·翁达杰、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扬·马特尔、裘帕·拉希里、朱诺·迪亚斯、阮清越、扎迪·史密斯、玛丽·恩迪亚耶、迪奈·门格斯图，二代移民华裔作家包括谭恩美、汤婷婷、张纯如，新生代华裔作家包括伍绮诗、林韬等。

　　另外有一类作家我们一般不会把他们放在移民作家的类别，但他们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也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创作有一些影响。比如远藤周作，童年在中国大连度过，大学在巴黎求学两年多。又比如海明威，青年时代在巴黎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古巴度过，最重要的作品《老人与海》也是在古巴完成。他们没有被看作移民作家，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们移民的国家没有母国强大，而且是用母语写作，这一类作家可以统称为有移民经历的作家。但是，如果是短期在国外访问旅游的作家因为时间太短，异国文化影响太小，不能算作移民作家（比如参与各种到访计划的作家）。

　　多数移民作家拥有复杂的文化背景、语言背景、血缘背景，不少有丰富的旅居多国的经历。比如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血统复杂，具有荷兰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等多个民族的血统，是“无国界作家”的重要一员，写的是“世界小说”。翁达杰是个知识面非常广阔的人，经历丰富多样，足迹遍布欧、非、美，天文、地理、历史、音乐、美术等各种百科知识经由他美妙的文笔转换成一颗颗宝石，生动活泼地散布在文本里。纳博科夫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先后在克里米亚、德国、法国流亡，后移民到美国。纳博科夫是非常敏锐的，非常善于把学到的技巧融会贯通，而他的多地域生活、多种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熏陶让他对语言的感受力极强，文字纯熟而充满机锋。库切出生于南非开普敦，荷兰裔后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移居英国，做过程序员，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文学博士，是一位知识渊博、文理兼通的作家。扬·马特尔出生于西班牙，幼年旅居哥斯达黎加、法国、墨西哥、加拿大，成年后做客伊朗、土耳其及印度，对印度宗教和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康拉德在37岁改行做作家之前曾周游世界二十多年，到过非洲、美洲、东南亚等地。不难看到，复杂的文化和多地域的背景让这些移民作家的小说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力和醇厚的内涵。

　　首先，语言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政治影响的一个产物。一个领先的文化不可能真正容纳在他们眼里更落后的文化产物。黄锦树在《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中说道：“文学本来就很政治，尤其在民族国家播散之后。牵涉资源分配就有地域问题，这很现实，像现在的世界文学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语言其实是最保守的，或者说它很容易变成保守主义的一部分，所以要跨越非常难。……世界文学很难，它比地缘政治还严酷，语言的边界真的是这个世界的边界。”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文学界一直在做走向世界的努力却每每徒劳，中文和英、法、意等印欧语系差别太大，完全不是一个天空的。西方欧美国家对于域外文化的兴趣寥寥，这些年大概真正被欧美读者接受的就是刘慈欣的《三体》。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第一代母语移民作家在移民国取得突破是非常艰难的。除非一开始他们的作品就翻译成了英文。比如辛格是先用意地绪语写作，在纽约的意第绪语报纸上连载，然后翻译成英文成书出版。他的几部长篇几乎都是这个方式出版。而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先用捷克语写成，马上翻译成法语出版，捷克语版本是后来才出版的。

　　其次，语言是成年后很难获取和精进的一个技能，文学又是一个需要深厚积累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除非是像纳博科夫和李翊云这样的文学和语言天才。加之欧美国家出版系统的内部运作繁复——比如在美国出版书籍首要就是找一个代理，很多移民作家就算有用第二语言写作的愿望，也往往望而却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移民作家被归类于第二类或者第三类，就是在移民国家继续用母语写作。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三类移民作家写作题材有一些差异：第一类作家和第三类里的殖民地作家一样，往往在早期有更多原住国家的题材，作品也往往充满对故国和童年的回忆。这样的题材对于移民国家的读者往往有一种新鲜感，而且最主要的是作家一开始很多都是写和个人经验有关的题材，而童年和故土是一个作家感性的源泉。但是，当这类作家逐渐站稳脚跟，第二语言的技巧更纯熟以后，往往就会尝试居住国的题材，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会变成白人或者是非华裔人物。比如李翊云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中国故事，底层的小人物或者是像她自己一样移民美国的中产阶级。到了《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她笔下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白人妇女。而第三类作家中二代移民作家的选题往往更为广阔，也更多融入移民国的风土和人物。比如石黑一雄，题材从日裔移民回望年轻时代的日本过往，到英国贵族文化，到软科幻，跨度大，题材多样。

　　不过三类移民作家题材共同性是大于差异性的。他们的题材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母国的色彩。第一代移民作家自不用说，第二代往往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作者本人族裔的背景色彩。比如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在她的小说集《疾病解说者》里的同题小说中，写的就是一家印度裔美国人去印度旅游时发生的一个故事。又比如石黑一雄早年的《群山淡景》，写的就是一个日裔女子在女儿自杀后回忆自己战后在长崎的生活。

　　同时可以看到移民作家相对于非移民作家有一些异质性。三类移民作家共有的第一个特质或者说优势，就是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一方面是素材的极大丰富和多元化，一方面是写作视野国际化。而这些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移民作家的写作，从而反映在笔下的人物和传递的理念上。移民作家复杂的文化语言背景反射在他们的作品上，是一种丰富的呈现和繁复的曲折，往往场景多变，内涵多样。比如前面提到的石黑一雄，还有翁达杰的作品题材跨度非常大。翁达杰不多的几部作品的背景分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北非、亚洲和斯里兰卡。他视野辽阔，知识广博，每一部作品都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移民作家在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熏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撞击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多元文化的冲击，国际的视野，和不太一样的人生观、世界观，让移民作家的思想和观念相对更为超前，更加不同于伦常。比之非移民作家，移民作家往往更能突破传统的道德框架，不断突破禁区，创造一些和传统道德有悖的作品。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和库切的《耻》。这些杰作里有各种各样的背叛，背叛伦常、背叛婚姻、背叛国家、背叛社会准则。不仅有背叛，还有各种质疑。比如《英国病人》里对固有身份或者说固有思维的质疑，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质疑；《耻》里对社会体制和所谓政治正确的种族态度的反思和质疑。背叛和质疑表达了还不为社会准则所接纳的诉求，揭示了真实复杂的人性。这正好和小说的幽微曲折达成了某种共鸣。而小说很重要的功效就是能挑战和质疑现有陈规，传递一个崭新的理念，去除人性的枷锁。应该说这是移民作家对世界文学一个显著的贡献。

　　第三个异质性就是因为距离的缘故，移民作家没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束缚，对于原住国的社会现象和事物的思考或许更客观公正一些。另外，人在他乡的那种漂泊感和对归属感的寻觅可能比本土作家更加深重一些。移民作家除去了思想束缚，往往更具独立意识，可以勇敢挑战一些专制和宗教制度。而且身处相对自由之境，创作环境宽松，可以自由写作。自由之光可以产生奇异的力量，这样的光亮，这样的土壤上会产生一些不太一样的果实，他们的作品往往有更具特色的自我和对社会问题不同角度的思考。而且因为置身其外，不必讨好任何派别。这一点在流亡作家身上尤其明显，比如米兰·昆德拉。又比如奈保尔在他的“印度三部曲”和描写非洲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大河湾》里，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度解读。他坚持讲述真相，对于后殖民社会中的一些顽疾和桎梏，他笔触“冷如利刃”（库切语）。他勇于挑战原有的固化思维，直指症结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他的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拉什迪，他的《午夜之子》是英国当代后殖民小说的丰碑，曾获40周年“最佳布克奖”。他无疑也是一个特立独行、勇于挑战现有体制的作家，至今仍生活在霍梅尼下达的追杀令的阴影中。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6期，责编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小说见于《当代》《芙蓉》《江南》《长江文艺》《北京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重返2046》获华语科幻星云奖电影创意入围奖。作品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18年度小说排行榜。著有小说集《重返2046》，长篇小说《狂流》和《暗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