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球吧体育“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

　　是与以色列几十年连绵不断的纷飞战火，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是别具一格的橄榄木雕与梭织地毯，还是精彩纷呈的民间歌舞？

　　但无论何种印象，这个西亚小国于外人而言，总是水中望月，雾里看花。从未亲临，又何谈有真切的认识。

　　苏雷曼从巴勒斯坦逃离，渴望前往新的家园生活，却意识到自己的故土如影随形。他对新生活的期待很快沦为一个荒谬的笑话：从巴黎到纽约，不管他走到哪里，总有些地方让他想起祖国。在这一部探索身份、国籍和归属感的喜剧里，苏雷曼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我们能够称之为家的地方到底在哪？

　　邻居觊觎他院子里种的柠檬树，总是不吭一声就过来摘柠檬，俨然把别人家的院子当成了自己的。

　　他面对苏雷曼的“怒视”振振有词，但真等到苏雷曼下楼质问，他又逃之夭夭，没过多久再来“光顾”苏雷曼的院子，周而复始，屡禁不止。

　　在家门口偶遇的老人对着苏雷曼一个陌生人喋喋不休，他的故事荒诞离奇，苏雷曼听得一头雾水却又插不上半句话。

　　但这个世上只顾自己表达，不去倾听他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人其实不止眼前这位。

　　苏雷曼离开家，去酒馆小酌两杯，却又目睹一对自称“哥哥”的兄弟对“妹妹”强行约束。店家不过是烹饪时以酒入菜，却被两兄弟解读为老板恶意给“妹妹”灌酒，一番恐吓操作下来，老板只得给他们免费续杯来讨饶。

　　跨越春夏秋冬四季的成百上千场时装发布会为这座城市铺上绚丽的底色，法国人对于“美”的执著早已痴狂，即便是二战期间，法国时装协会也没有停止过巴黎时装周的进程。

　　秀场上的热闹也蔓延到了普通人的生活里，初来乍到的苏雷曼只消在街头搬把凳子一坐，便能饱览俊男美女来来往往，各个秀色可餐。

　　军演中的战机轰隆隆地划过天际，提醒苏雷曼这个国度也曾走过血腥的历史。而清晨垃圾桶满溢而出的酒瓶谈球吧体育，亦给苏雷曼重重一击——是酒精和宿醉促成了那些浪漫的邂逅。

　　别人过安检都轻轻松松，他却因为自己的国籍被机场安检员拿着扫描仪上上下下扫了个遍。

　　出租车上，苏雷曼透过车窗想要通过美景刷新自己对这个城市不太美好的初印象，但映入眼帘的却是风中翻滚的垃圾袋和碳酸饮料遗骸。

　　苏雷曼却笑不出来，因为司机刚给他的妻子打电话炫耀“今生第一次见到活的巴勒斯坦人”，这种炫耀令苏雷曼感到自己与动物园里的大猩猩并无二致。

　　世界其他国家和巴勒斯坦，其实也没什么分别，他想要找的那个“天堂”并不存在。

　　人们对于异国文化，往往是“关心”为表，“猎奇”为实。如果带着种种预设去认识一个地方，那就永远隔着层纱，看不真切。

　　在周游的路上，苏雷曼曾经被西方制片人拒绝投资，理由是——这个片子不够“巴勒斯坦”！

　　但制片人此处所说的“巴勒斯坦”只是他和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巴勒斯坦”，战火燎原的地方怎么可以有喜感？

　　而苏雷曼想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拍成喜剧的初衷，正是因为想要打碎外人对巴勒斯坦的偏见。沉重话题为何不能用喜剧表现？难道多放几张生灵涂炭的照片，以巴之间无解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如果无解，煽情何用？

　　还不如在这个蔓延着绝望的环境之中，像挤海绵一样从周遭萃取哪怕一点点幽默的成分，来点亮眼前的一片黑暗。

　　《必是天堂》不是一部“关于巴勒斯坦”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作为巴勒斯坦的全球”的电影。喜剧带来“愉悦”，但“愉悦”不等同于“肤浅”，苏雷曼甚至认为自己传达的情绪是“悲观”的，因为后殖民主义乔装打扮之后，仍然徘徊在我们的门口。

　　当我们在为主旋律喝彩、为好莱坞大片买单、为日本动漫痴狂......无数像苏雷曼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影人，在众声喧哗之中，被噤了声。而我们也永远停留在对遥远文明的肤浅认识和漠不关心中。

　　就如当年二战结束后，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集中营里饱受苦难与迫害的犹太人身上，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了世界的支持。

　　以色列犹太人利用弹丸之地发展科技与经济，迅速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的传奇故事口耳相传。而爱因斯坦、扎克伯格等人也用“智慧的大脑”撑起了犹太人的国际形象。

　　然而掌声背后，又有谁会去关心1948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被无端夺走了土地，在以色列犹太文明的阴影下流离失所，无辜蒙冤受难。

　　在那之后，战火绵延不绝烧了几十年，直到2023年5月，阿拉伯人蒙受灭顶之灾的第75年，联合国才首次纪念巴勒斯坦的“灾难日”，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巴勒斯坦人权。

　　苏雷曼只是一个电影导演，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希望抛给观众去思考。他努力拍电影，也是希望一个不一样的巴勒斯坦，可以被世界看见。

　　《必是天堂》于2019年在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入围主竞赛单元竞逐金棕榈奖，并最终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及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熟悉西方电影史的影评人们将苏雷曼视为巴勒斯坦的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他“少言寡语”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呼应着电影的默片传统。

　　在苏雷曼看来，无论是电影还是生活中，“言语”有被滥用的趋势，当人们过于信奉“言语”，就开始对被动接受习以为常，也因此远离了独立思考。

　　苏雷曼希望观众在看他的电影时有参观博物馆或画廊般的体验，在那里，没有创作者会按着观众的脑袋去看画，观者的流动性和自主性也因此得到保全。

　　通过这种更民主的观影方式，观众加入到创作中，也在走出影院后，会自然地想要加入日常生活的重构与日常暴力的消解。

　　近些年影市的大环境不好，无论是寻找投资还是横跨多国的国际制片都为《必是天堂》的创作添了重重困难，但幸好，苏雷曼最终克服了这些困难，本片不仅获得影评人赞誉，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但是比起获奖或票房数据，更令苏雷曼兴奋的是，他认识了年轻一代人的想法，而这也燃起了他心中对以巴两国未来和平发展的希望。

　　在影片的最后，苏雷曼走入了一个挤满了巴勒斯坦年轻人的舞池，Ta们听着节奏强烈的西方舞曲，随之摇曳身姿。

　　Ta们生活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算身体困于一方小小的天地，精神也可以联通世间万物。

　　Ta们抱团的原因不再受限于上一代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分割。

　　苏雷曼的影片中充斥着“东方学之父”萨义德的影子，这位耶路撒冷出生、活跃在西方学术界的阿拉伯学者曾以其犀利洞察“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成为许多巴勒斯坦人的精神偶像。

　　在萨义德的论述中，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此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想要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并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

　　四十年前，萨义德用这句话去抨击对阿拉伯-世界充满偏见的西方国家，四十年后，他的理论依然在诉说着当下，警醒着你我。

　　朝着和平共处的目标携手努力，而非带有偏见地压迫与否定异质文化，是你我，应共担之责。